#百家说人物第二季#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景）中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属于军统（保密局）精英级特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都跟戴笠和毛人凤军衔相同（戴、毛在1946年前叙任军衔都是少将）。
吴敬中是不是比峨眉峰级别更高的潜伏者？他的代号是不是雪山？拿这两个问题去问他的同事兼朋友、原临澧特训班行动术教官、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或者去问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军统局兰州特训班总教官、军统局西北区少将区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微笑着摇头。
程一鸣跟吴敬中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程一鸣1926年入党（当然是我党），还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然后就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吴敬中做了同学，他们的同学，有不少都当了叛徒：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有同样经历和学历的叛徒就有余乐醒、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敬（景）中等十多人——谢力公和余乐醒在上海的青浦班、松江班都当过负责人，在上海失陷后带着幸存的学员来到湖南，又办起了临澧班。
电视剧《潜伏》说吴敬中是青浦班的教官，还教过余则成和李涯，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甚至连李涯化名佛龛潜入延安，也确有其事，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那个潜伏进去的特务叫李琎，琎是像玉的石头，正好跟佛龛李涯对上号。
李涯（琎）是戴笠派到延安去的，沈醉和程一鸣、吴敬中先后都参与了：“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程曾任该班总教官）。他们还从兰训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琎交我考验，李琎年轻，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下同）”
据沈醉回忆，派进延安的特务，几乎无一例外被识破、逮捕，只有极少数逃脱，但都没掀起什么大浪。
吴敬中在军统西北区当少将区长期间，没少往延安派特务，在此之前，他还向戴笠出卖过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期间，戴笠请客拉拢不成，也不敢公开翻脸，但是吴敬中想把同学献给戴笠当投名状，这事儿做得确实不地道。
吴敬中出卖并想帮戴笠策反同学，沈醉一直是深入参与者，他的回忆很详细，通过那段回忆，我们也能看出吴敬中其实是铁了心当叛徒、特务。
当时戴笠刚在“四一大会（军统成立纪念日，每年都要折腾一回）”骂完人，出了一身臭汗的戴笠准备去洗个澡，在中苏情报所当科长的吴敬中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来找沈醉，想请这位临澧特训班的老同事通融通报，他有急事要见戴笠。
沈醉知道戴笠骂累了，急着去洗澡换衣，不愿有人找他谈话，尤其是像吴敬中这样的外勤单位科长级部下，更不会接见，于是就劝吴敬中不要去碰钉子找挨骂，但是吴敬中死缠烂打，一定要沈醉去通报。
沈醉碍于情面，只好同意陪老吴（吴比沈大十一岁）走一遭：“我先让他在19号楼下坐一会，自己去处理了一些紧急的工作，估计戴笠已洗完了澡才走过去。当我上楼去向他报告吴景中有紧要的事向他请示时，他好不耐烦地要我带吴去见毛人凤。”
嬉皮笑脸的吴敬中来到戴笠面前，一开口就是重磅消息：“前几天我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
老吴果然够精明，一开口就挠到了戴笠的痒处：由于张蔚林事件，戴笠被老蒋一连骂了好几天，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吴敬中就送来了这个么立功的机会！
吴敬中眉飞色舞地把他和这个同学（徐冰）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大谈了一通，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并让沈醉做好准备，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
结果沈醉和吴敬中碰了个硬钉子——徐冰对戴笠的邀请不屑一顾。在老同学那里丢了面子，回到戴笠别墅，又被另一帮“同学”埋怨了一通，戴笠则是直接开骂：“我们回到“漱庐”，戴笠听到门口汽车停车的声音，便叫几个准备作陪的军统大特务出来迎接。他们只看到我和吴下车，便大失所望，一致埋怨吴景中。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
多年以后，已经是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见到特赦的沈醉，还提起了那段往事：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
吴敬中当时还不是军统哪个区的区长或哪个省的站长，他出卖同学，并非分内工作，只是要向戴笠邀功请赏而已——他在中苏情报所当所长，是跟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郑介民混，原本跟戴笠不搭界：郑介民当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兼军统局帮办期间，在1940年筹建了“中苏情报合作所”并任副所长（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所长，不管事），精通俄语的叛徒谢力公、吴敬中都被郑调去当了科长。
吴是郑的人，却偏偏向戴靠拢，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之意，更不可能是我方打入军统内部的卧底，他也绝不可能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要说程一鸣是卧底，还有几分可信。
程一鸣后来是归队还是起义，史料中有不同说法，但是“潜伏归来”的可能性更大——程一鸣去世，主持追悼会的是国安部门而不是统战部门。
程一鸣在军统局本部是行动处处长，做的就是郑耀先一样的工作，但是似乎每次都“抓捕失败”，弄得戴笠经常挨骂，最后干脆将其赶出军统，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属下的粤汉铁路管理局当了警务处处长。
吴敬中在中苏情报所期间，就很能捞钱，日子过得比郑介民还滋润：“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吴敬中之所以当叛徒，图的就是升官发财，据他的同学程一鸣回忆，他们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来，正赶上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专门到上海专门接待苏联留学归来人员，让他们叛变后为老蒋工作，邓文仪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吴敬中程一鸣等人就叛变了：“你们加入调查课，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
在1945年2月8日以前，戴笠也不过才是个上校，吴敬中等人一听叛变就能跟戴笠平级，而且是直接伺候老蒋，就毫不犹豫地当了叛徒，后来邓文仪的调查课并入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吴敬中、程一鸣和张毅夫、王新衡等人又都加入了特务处，后来又都晋升为军统少将，老吴在西北、东北、天津都当过区长、站长，哪里有油水就往哪里钻——这样一个吃惯了香肠、大列巴，且贪恋权位、贪图钱财的海归，又怎能再吃小米、喝南瓜汤当潜伏的雪山？
不管是看军统档案还是看其他史料，吴敬中都不像是比峨眉峰更高级的潜伏者，即使仅以《潜伏》为依据，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独罩峨眉峰的雪山——他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他对余则成明里暗里的庇护，实际是明哲保身：既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不想因余则成暴露而被戴笠、毛人凤制裁。
吴敬中在军统（保密局），一开始是想往上爬几步，发现自己的叛徒身份注定前程有限，就变成了一个只要五子登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滑头：“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八个字我研究了十五年，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吴敬中被邓文仪一句话劝降当了叛徒，后来又想出卖同学以为进身之阶，所以不管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有原则和信仰的人，如果戴笠和毛人凤甚至穆连成说老鼠的脑袋能长在鸭脖子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随声附和：鼠头鸭，古籍早有记载，我们那旮沓，经常能见到，很好吃的！
#百家说人物第二季#吴敬中是不是比峨眉峰级别更高的潜伏者？他的代号是不是雪山？拿这两个问题去问他的同事兼朋友、原临澧特训班行动术教官、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或者去问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军统局兰州特训班总教官、军统局西北区少将区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微笑着摇头。
程一鸣跟吴敬中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程一鸣1926年入党（当然是我党），还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然后就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吴敬中做了同学，他们的同学，有不少都当了叛徒：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有同样经历和学历的叛徒就有余乐醒、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敬（景）中等十多人——谢力公和余乐醒在上海的青浦班、松江班都当过负责人，在上海失陷后带着幸存的学员来到湖南，又办起了临澧班。
电视剧《潜伏》说吴敬中是青浦班的教官，还教过余则成和李涯，这都是有历史依据的，甚至连李涯化名佛龛潜入延安，也确有其事，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那个潜伏进去的特务叫李琎，琎是像玉的石头，正好跟佛龛李涯对上号。
李涯（琎）是戴笠派到延安去的，沈醉和程一鸣、吴敬中先后都参与了：“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程曾任该班总教官）。他们还从兰训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琎交我考验，李琎年轻，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下同）”
据沈醉回忆，派进延安的特务，几乎无一例外被识破、逮捕，只有极少数逃脱，但都没掀起什么大浪。
吴敬中在军统西北区当少将区长期间，没少往延安派特务，在此之前，他还向戴笠出卖过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期间，戴笠请客拉拢不成，也不敢公开翻脸，但是吴敬中想把同学献给戴笠当投名状，这事儿做得确实不地道。
吴敬中出卖并想帮戴笠策反同学，沈醉一直是深入参与者，他的回忆很详细，通过那段回忆，我们也能看出吴敬中其实是铁了心当叛徒、特务。
当时戴笠刚在“四一大会（军统成立纪念日，每年都要折腾一回）”骂完人，出了一身臭汗的戴笠准备去洗个澡，在中苏情报所当科长的吴敬中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来找沈醉，想请这位临澧特训班的老同事通融通报，他有急事要见戴笠。
沈醉知道戴笠骂累了，急着去洗澡换衣，不愿有人找他谈话，尤其是像吴敬中这样的外勤单位科长级部下，更不会接见，于是就劝吴敬中不要去碰钉子找挨骂，但是吴敬中死缠烂打，一定要沈醉去通报。
沈醉碍于情面，只好同意陪老吴（吴比沈大十一岁）走一遭：“我先让他在19号楼下坐一会，自己去处理了一些紧急的工作，估计戴笠已洗完了澡才走过去。当我上楼去向他报告吴景中有紧要的事向他请示时，他好不耐烦地要我带吴去见毛人凤。”
嬉皮笑脸的吴敬中来到戴笠面前，一开口就是重磅消息：“前几天我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
老吴果然够精明，一开口就挠到了戴笠的痒处：由于张蔚林事件，戴笠被老蒋一连骂了好几天，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吴敬中就送来了这个么立功的机会！
吴敬中眉飞色舞地把他和这个同学（徐冰）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大谈了一通，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并让沈醉做好准备，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
结果沈醉和吴敬中碰了个硬钉子——徐冰对戴笠的邀请不屑一顾。在老同学那里丢了面子，回到戴笠别墅，又被另一帮“同学”埋怨了一通，戴笠则是直接开骂：“我们回到“漱庐”，戴笠听到门口汽车停车的声音，便叫几个准备作陪的军统大特务出来迎接。他们只看到我和吴下车，便大失所望，一致埋怨吴景中。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
多年以后，已经是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见到特赦的沈醉，还提起了那段往事：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
吴敬中当时还不是军统哪个区的区长或哪个省的站长，他出卖同学，并非分内工作，只是要向戴笠邀功请赏而已——他在中苏情报所当所长，是跟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郑介民混，原本跟戴笠不搭界：郑介民当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兼军统局帮办期间，在1940年筹建了“中苏情报合作所”并任副所长（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所长，不管事），精通俄语的叛徒谢力公、吴敬中都被郑调去当了科长。
吴是郑的人，却偏偏向戴靠拢，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之意，更不可能是我方打入军统内部的卧底，他也绝不可能是郑耀先的历史原型——要说程一鸣是卧底，还有几分可信。
程一鸣后来是归队还是起义，史料中有不同说法，但是“潜伏归来”的可能性更大——程一鸣去世，主持追悼会的是国安部门而不是统战部门。
程一鸣在军统局本部是行动处处长，做的就是郑耀先一样的工作，但是似乎每次都“抓捕失败”，弄得戴笠经常挨骂，最后干脆将其赶出军统，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属下的粤汉铁路管理局当了警务处处长。
吴敬中在中苏情报所期间，就很能捞钱，日子过得比郑介民还滋润：“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吴敬中之所以当叛徒，图的就是升官发财，据他的同学程一鸣回忆，他们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来，正赶上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专门到上海专门接待苏联留学归来人员，让他们叛变后为老蒋工作，邓文仪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吴敬中程一鸣等人就叛变了：“你们加入调查课，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
在1945年2月8日以前，戴笠也不过才是个上校，吴敬中等人一听叛变就能跟戴笠平级，而且是直接伺候老蒋，就毫不犹豫地当了叛徒，后来邓文仪的调查课并入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吴敬中、程一鸣和张毅夫、王新衡等人又都加入了特务处，后来又都晋升为军统少将，老吴在西北、东北、天津都当过区长、站长，哪里有油水就往哪里钻——这样一个吃惯了香肠、大列巴，且贪恋权位、贪图钱财的海归，又怎能再吃小米、喝南瓜汤当潜伏的雪山？
不管是看军统档案还是看其他史料，吴敬中都不像是比峨眉峰更高级的潜伏者，即使仅以《潜伏》为依据，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独罩峨眉峰的雪山——他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他对余则成明里暗里的庇护，实际是明哲保身：既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不想因余则成暴露而被戴笠、毛人凤制裁。
吴敬中在军统（保密局），一开始是想往上爬几步，发现自己的叛徒身份注定前程有限，就变成了一个只要五子登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滑头：“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八个字我研究了十五年，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吴敬中被邓文仪一句话劝降当了叛徒，后来又想出卖同学以为进身之阶，所以不管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有原则和信仰的人，如果戴笠和毛人凤甚至穆连成说老鼠的脑袋能长在鸭脖子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随声附和：鼠头鸭，古籍早有记载，我们那旮沓，经常能见到，很好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