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主义
（感兴趣的推荐波伏娃的《第二性》）
所有的女性主义活动，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批评，终极目标都是通过促进男女平等来改变世界。因此，所有的女性主义活动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主义（activism）。
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性别问题在人类生产和人类体验的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了文学生产和文学体验。
所有的西方（盎格鲁——欧洲）文明都深深植根于父权制意识形态，比如，在希腊、罗马文学和深化神话中，父权制色彩的女性和女妖比比皆是。父权制把圣经中的夏娃解读为世界上原罪和死亡的始作俑者：传统的西方哲学将女性再现为非理性的动物；教育、政治、法律和商务制度都仰仗阳物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c）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词汇、逻辑规则以及衡量认知是否客观的标准都是以男性为中心）。
生物性因素决定我们的生物性别，而文化因素决定我们的社会性别，也就是说，在，对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来说，性别（gender）这个词指的不是男女的胜利构造，而是社会操纵所造成的的男女之间的不同的行为。我表现的“想一个女人”（比如顺从），并不是我天生如此，而是因为有人教我这样做。事实上，与男性行为和女性行为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是后天习得，而非先天注定。
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无所不在给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例如，既然父权制意识形态对我们的身份和体验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超越它？既然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语言都是父权制的，我们怎样才能换一种思考和言说方式？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生存结构就是父权制的，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父权制的阴影？
很久以来，女性主义者就如何摆脱父权制的操控这一问题困惑不已，她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这个显而易见的陷阱，有一种方法是探讨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成功地在任何地方操纵任何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地方，从而让我们能看穿它的运作方式，从而削弱它的影响。
鉴于抵制父权制操纵困难重重，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地运用本身就是父权制的理论框架，例如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框架之所以被视为父权制的，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诸多因素。例如，弗洛伊德以男性体验作为衡量女性体验的尺度，所以他便认为女性都有所谓的“阴茎嫉妒”情节，而且她们倾向于将长子视为“阴茎替代品”，以弥补自身的缺失。尽管马克思洞悉到经济力量对男女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种种压迫，无论她们属于哪一个经济阶层。
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者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批评理论的元素，因为她们发现这些理论对于考察女性体验问题非常有效。例如，精神分析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心理作用，以及世上的男男女女内化吸收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方式和原因。
解构主义也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的思维以虚假对立为基础时，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两种观点，品质或者范畴截然对立时——比如爱与恨，或善与恶——事实却并非如此。所以，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者也颇为有用，它有助于我们认清父权制经常以虚假对立为基础。例如，有一种性别歧视的观念认为，男子天生是理智的，女子天生是感性的。
人类能否超越主宰其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相关的是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问题，人的自我观念，有机产生于个体体验的人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我们目前还搞不清楚我们的主体性如何决定了我们阐释世界的方式。有鉴于此，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对人类的看法和我们对其他相关事物的看法只不过是我们自身主体性的体现？
在女性主义看来，所有的感知，也就是所有的解读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描述眼前所见之物时，我们自己不可能完全超脱在外，因为我们能看见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自身状况。
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讲，当我们阐释文本或其他事物时，我们不应回避主体性，要尽可能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尽可能全面地将它纳入我们的阐释当中，这样一来，别人在评价我们的观点的时候，也会将它考虑在内。
（英美或者欧洲的女权运动似乎对中国并没有有什么影响，这是比较可惜的，至少对于很多人来说，女权主义者，目前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主义的来龙去脉之后，就会发现，女性主义不仅是纯粹的为女性发声，而是从人类整体的发展角度考虑，简单的男女性别划分，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如何简单的存在了。当然，任何主义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极端的人，真正了解了女性主义者们正在努力宣扬和传播的理论，对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认识还是有帮助的。）
（法国女性主义）
法国女性主义者另外提供了一些跨越父权制藩篱的策略。和美国女性主义一样，法国女性主义也认为社会和政府行为主义对确保女性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至关重要。
我们把法国女性主义单独视为一个类别，是因为与英美女性主义者相比，法国女性主义者更强烈地倾向于从哲学维度关注女性问题。一般法国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唯物论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psychoanalytic feminism）。前者感兴趣的是女性所承受的社会和经济压迫，而后者集中关注的是女性的心理体验。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父权文化中的女性体验时经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法国的唯物论女性主义考察了父权制的传统与机制，这些传统与机制控制了社会用以压迫女性的物资和经济条件，例如有关男女差异的父权制度观念以及制约这婚姻与母性的法律与习俗。
虽说波伏娃并不以唯物论女性主义者而自居，但她的惊世大作《第二性》却为几十年之后崛起的唯物论女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注意到，在父权制社会，男性被视为基本主体，而女性则被视为附带性存在。所以，界定女性不仅要根据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还要根据她们与男性相比显现出的不足。因此，女人（WOMAN）一词和他者（other）一词有着相似的内涵。女人并非完整的独立之人，她只是男人的他者。
波伏娃首先指出，女性并非天生具有女性气质，是父权制塑造了她们身上的女性气质。“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但波伏娃坚持认为，女性不应该满足于把生命的一寄托在丈夫与儿子身上，就像父权制鼓吹的那样。女性如果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丈夫和儿子的事业，她们就是试图在回避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潜力的自由。她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自由很可怕，它要求个人承担责任，却不提供任何成功或者幸福的保障。
为什么让女性认识到她们的屈从地位竟然如此之难？更别提让她们为彼此做些什么。波伏娃指出，不同于其他受压迫的群体——比如，受压迫的阶级，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民族等——目前还没有关于女性共有文化、共有传统或共同遭受的压迫的历史记载。就此而言，她们被历史“拒之门外”，成了不值得关注的话题。
换言之，女性对同一社会阶层，种族或教派的男性的忠诚、往往超过对异己的阶层、种族或教派的女性的忠诚。事实上，女性对男性的忠诚也超过了她们对自身所属阶级、种族或教派的女性的忠诚。
Christine Delphy （克里斯缇娜 德尔菲）是众多深受波伏娃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她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了一种女性主义父权制批判。德尔菲创造了唯物论女性主义（materialist feminism）一词，将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她解释道，正如下层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受到上层阶级的压迫，女性是家庭中的从属阶层。因此，女性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被压迫的阶层，她们之所以被压迫，就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不是因为她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
在德尔菲看来，婚姻就像一份劳动合同，她使女性终日忙于无偿的家务劳动，而家务劳动通常被淡化为“家务活”，在世人眼里，它无足轻重，无法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话题或者问题。她指出，认识到这种状况背后的种种深义，对于理解女性所受的压迫至关重要。
作为法国唯物论女性主义的最后一个事例，我们来考察一下Colette Guillaumin（圭洛敏）的著作。圭洛敏注意到，人们在界定或者提及男性时，主要依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依据他们在社会中作为职场参与者、决策者等角色体现出的价值。然而，当人们在界定或提及女性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她们的性别。
圭洛敏认为，压迫女性的主要形式——侵占，也显示出妇女具有财产功能。正如她解释的那样，女性在劳动市场以及家庭中受到剥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劳动市场，做同样的工作，女性获得的报酬总是少于男性。在家里，她们的劳动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报酬。除此之外，女性还受到圭洛敏所说的“直接体力侵占”的压迫。
在她看来，这种做法使“女性降格为物品”，她把这种做法比作农奴制和奴隶制。这种对于女性的侵占，圭洛敏称之为“性别剥削”（sexage）。她认为，性别剥削主要表现为4种形式：1）侵占女性的时间。2）侵占女性的人身产品。3）女性的性义务。4）女性必须照顾所有生活不能自理的家庭成员，还必须照顾健康的男性家庭成员。
这四种侵占领域合在一起，产生的总体后果是，女性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被剥夺。简而言之，如圭洛敏所说，女性是“用于完成这些工作的社会工具”，而这些工作正是男性不愿意干的。
与唯物论女性主义相反，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感兴趣的是，父权制对女性心理体验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它集中关注的是个体心理，而非群体体验，因为女性所承受的压迫并不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也包括女性在无意识层面所承受的心理压抑。
如果女性想为自己的物质解放奠定永久性的根基，那么，她必须在这里，在个人的内心深处，学会自我解放。因为女性如果不知道自己需要解放，那么任何解放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
Lucy Irigaray （露西 伊利格瑞）认为，在父权制文化中，许多女性的屈从体现为心理压抑的形式，这种心理压抑以语言为媒介。换言之，在女性生活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意义都由父权制的语言规定。在西方哲人看来，女性仅仅是折射男性气质的一面镜子。
在伊利格瑞看来，父权制权利明显地体现在许多思想家提到的男性凝视（male gaze）当中，男性是观看者，女性是被观看对象。观看者全盘掌握，有权解释这个世界，从而有权去统治这个世界。换言之，女性的作用在于显示出男性之间的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父权思想严重的男人觉得，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必须漂亮，以便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在意的并不是给所有人留下好印象，而是给其他男人留下好印象。简而言之，父权制就是男性的世界，男性发明游戏规则，他们之间相互较量，而女性只是游戏的奖品。
另一位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Julia Kristeva （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将女性本质化的理论（认为女性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都错误地再现了女性无限的多样性，使她们很容易被父权制本质化。例如，按照父权制思想，女性天生唯唯诺诺，多愁善感，如此等等。
此外，许多女性主义者普遍接受一种看法，正是生物性差异使女人成为女性。使男人成为男性。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导致这种结果的是社会性差异，而非生物性差异，因为社会性差异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她说：“男女之间的性别、生物、心理以及生殖的差异，反映出社会的差异。”
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界定生物性差异，问题在于，无论生物性差异产生什么意义，这种以很快就会被同时产生的社会（父权）意义利用，遮蔽或者替换。压迫女性的是性别差异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在父权制的规定和操控下，我们对生物性别（女性）和社会性别（女性气质）一视同仁，就好像它们别无二致。事实上，法语中没有一个词可以表达英语中社会性别（gender）一词的用法。
多元文化中的女性主义
认识自己的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目标，目前这个目标变得尤为重要，因为白种、中产阶级、异性恋的女性主义者一直在美国的妇女运动中占据最显要的领导地位，现在她们终于认识到她们的政策和实践只反映了自己的体验，而忽略了其他女性的体验，包括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种女性、女同性恋者、贫困女性和未受教育的女性。
首先，父权制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运作方式，例如，美国的父权制与印度、墨西哥或者伊朗等国的父权制有着天壤之别。此外，即使在异国之内，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女性的父权制体验。
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在揭露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者过的政治局限和理论局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主流白人女性主义者的这些局限性源于他们忽视了异己的文化体验。例如，黑人女性主义者在分析中指出，想要了解性别压迫，就必须要考虑种族压迫的因素。
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黑人女性遭受到父权制压迫，这不仅是因为她是女性，而且因为她是黑人女性，在美国历史上，黑人女性的价值一直被认为逊于白人女性。
种族或者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不但需要辛苦劳作以维持生计，而且还容易沦为色狼的猎物，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她们当作女性来看待，所以也就认为她们不值得剥削她们的人去保护。
许多男性秉持这种观点，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甚至白人女性也持有着活在那个观点。因此，黑人女性遭受的是双重压迫。她们既不能奢望从白人女性那里获得性别上的团结，也不能奢望从黑人男性那里获取种族上的团结，而这两个群体的帮助本应是她们所期待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困境一直延续至今，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往往因为黑人女性的种族属性而将其边缘化，然而，它还是鼓励黑人女性在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之间优先考虑性别问题，因为它认为黑人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比种族歧视更为严重。
另一方面，一些黑人女性感觉到女性主义分裂了黑人共同体，结果导致一些人要么放弃女性主义，要么出于黑人共同体的考量而寻找方法与之妥协。无论黑人女性批评主义家在文学分析中体现出何种理论偏好，她们的解读通常表明，在文化的语境下理解性别问题至关重要。
比如，许多非洲裔美国女性“倡导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少数族裔的文化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所有女性的价值观，不如说是她们所在的那个族群特有的女性价值观。”
女性主义分析集中关注的是社会性别在日常生活中的发挥的巨大作用。所谓社会性别，就是社会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不同界定。我们的社会性别在塑造我们的个人身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个人身份既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包括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们的社会性别也极大地影响到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看待我们的方式。
以上
下期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性主义
2019年12月2日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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